2020年后，供應鏈重構更多強調安全
【資料圖】
全球產業鏈變化的兩個階段：“逆全球化”到“重構”。自2018年以來，關于全球產業鏈重構的討論日趨塵上。不過仔細分辨的話，2018年至今，可以分為兩個階段。
第一階段：2018-2020年間，更多體現為“逆全球化”。彼時，討論較多的在于全球化對發達經濟體經濟和就業的負面影響等等，且主要焦距在回遷概念下的“本土化”。從數據層面來看，全球跨境投資、整體投資和全球貿易占比GDP均下降。
第二階段：2020年至今，全球產業鏈進入重構階段。疫情的特殊性，使全球產業鏈受到沖擊，對于產業鏈安全的關注度上升。此時，從產業鏈布局來看，近端化/區域化的跡象顯現。從數據層面來看，2020年后，全球跨境投資、整體投資和全球貿易占比GDP均出現回升。
本輪全球產業鏈重構的思路：供應鏈“安全”大于“效率”。我們曾嘗試從邏輯角度出發分析了本輪全球產業鏈重構的思路：“未來對于‘抗風險能力’的考量，不可避免地將在企業全球布局規劃中占據更加重要的位置，全球產業鏈的布局邏輯，也將不再是單純的追求短期效益。”
一般而言，外商直接投資（FDI）主要有兩種形式——跨境并購、綠地投資。其中，綠地投資能增加被投資國的實物資產，對其生產及就業增長產生直接促進作用，但容易受當地政策、經濟風險的影響，投資回報周期長，而跨境并購能夠使企業快速進入目標市場。
產業鏈的重構涉及到設廠等實物投資，因此我們從綠地投資的角度來觀察近兩年的變化。實際上，近兩年所提到的“本土化”和“近端化/區域化”主要是由歐美發達經濟體所主導的產業鏈再分配，從這點出發觀察數據，可以發現部分區域已出現“本土化”、“近端化/區域化”的跡象。
“本土化”：
更多的綠地投資投向發達經濟體
基于“效率”的全球化，新興經濟體接受綠地投資持續高于發達經濟體。自90年代全球化的進程中，發達經濟體開始向新興市場轉移制造業，綠地投資主要流向新興經濟體，這是由于新興經濟體往往具有1）較低的生產成本；2）為增加本國實物資產所設立的吸引外資優惠政策等特點。
甚至在亞洲地區還出現“雁型模式”即多層次的轉移模式。本質上而言，這種轉移趨勢是基于“效率”在全球范圍內優資源配置的結果。從數據上而言體現為新興經濟體所接受的綠地投資持續高于發達經濟體。
“垂直一體化”的生產模式回歸，發達經濟體接受綠地投資超過新興市場。過去幾年全球經貿體系的不確定因素增多，無論是企業和經濟體都可能會更加注重供應鏈的安全性。這或將意味著自90年代以來全球基于“效率”的水平分工模式將發生改變，“垂直一體化”的生產模式將（部分）回歸。從數據上而言，2020年起，發達經濟體接受的綠地投資開始超過新興市場。2022年，美國及歐洲發達經濟體接受的綠地投資均創下2003年以來的歷史新高，分別超過此前歷史高點的50.7%、32.8%。
“近端化/區域化”：
北美加強，歐亞變化尚不明顯
“安全”考慮下，產業鏈地理半徑的縮短——從“全球化”到“區域化”。2020年之后，全球供應鏈幾經受挫，材料短缺的問題拖累了部分經濟體供應恢復的進程。而供應鏈的堵點從開始的“生產環節”蔓延至“物流環節”。而過去全球化的過程中，很多產業鏈過長，一旦原材料生產、中間品生產以及中間的運輸任一環節出問題，都會導致終端需求無法滿足。因此，在疫后全球產業鏈重構中，很多學術機構提出的方向之一為“區域化”或“近端化”。
在過去全球化進程中，全球已形成三大區域集群——北美、歐洲、亞洲。根據OECD的測算，在2020年之前，如果根據對于本區域產業鏈的依賴程度來排序，歐洲依賴程度相對高，其次是亞洲，相對而言北美的依賴程度低于歐洲和亞洲。
2020年之后三大區域內綠地投資的變化：北美加強，歐亞變化尚不明顯。
2020年起，美國對于美洲（除美國）以及美洲內部的綠地投資增速較高，其中代表之一是墨西哥，吸引綠地投資創2003年以來的新高。
歐洲發達經濟體在產業鏈上的配套經濟體為東歐經濟體，2014年之后東歐經濟體曾吸引一輪歐洲資本的投入，但在2020年至今這種趨勢并未加速。
亞洲的情況也類似，截至2022年，東盟所吸納的資本投入未明顯加速。
美歐在“區域化”進程上的差異也體現在其進口份額的結構變化上?？紤]到美歐作為發達經濟體其人力成本較高，因而即使其出現一定程度的“本土化”，其所能接受的行業大概率也多為高技術產業。而“區域化”的投資往往對應相對低端的產業。北美區域化加強，也對應著美國進口中，墨西哥的份額上升較快。但在歐洲這種結構變化并不明顯，也對應著其在2020年之后“區域化”進程未再進一步上升。
如何看待印度在本輪全球產業鏈重構中的位置？
從地理位置來看，印度并不具有“本土化”、“近端化”的優勢。根據上文所述，“本土化”和“近端化/區域化”的分配是以歐美發達經濟體為主導，因此首先從“本土化”來說，新興經濟體并非回遷產業的主體，印度作為新興經濟體的一員，談不上“回遷”；其次從“近端化/區域化”來說，地理位置上并不具有優勢——印度并不特別靠近任何美歐亞發達經濟體，從產業鏈布局上并不能沾到太多“近端化/區域化”的紅利。
然而，印度所吸納的綠地投資已超過00年代的高點，主要投向電子行業。盡管亞洲區域內部整體的投資增速相較其他區域是較低的，但亞洲區域內一個受關注程度上升的經濟體是印度。印度在2022年所吸納的綠地投資也超過了00年代的高點，此外莫迪所提出的“印度制造”以及近期莫迪訪美達成一系列協議，均使得印度的關注度在明顯上升。
從2022年至今的數據來看，近期印度對外合作中，所獲得的支持多為電子產業鏈與國防工業。如果對比美國進口份額分行業的變化也可以看出，墨西哥在美國多個行業的進口份額均上升不同的是，印度的明顯上升只體現在少部分行業—石料、電子。
印度在本輪全球產業鏈重構中的特殊點。首先，印度具有龐大的年輕勞動力基礎，具有一定地承擔中低端制造業的成本條件。其次，印度在地理上不靠近任一發達經濟體，但硬幣的另一面——看似的“劣勢”反而使得它具有第三方相對獨立的特點，在供應鏈環節上可能成為一個備選之地。
此輪外商直接投資的行業特點：
電子和新能源
2020年至今，全球綠地投資呈現行業集中化：電子與新能源。2002年1月歐元紙幣和硬幣正式流通，同年中國加入WTO，全球化展開，全球貿易和投資明顯上升。2003-2019年制造業（除電子、信息通信）在全球綠地投資中占據絕對多數，約40%，所投資行業具有普遍性。2020年至今，外商直接跨境的綠地投資主要集中在電子、新能源相關產業。
根據fDi Markets對于2023年上半年的全球綠地投資分析，“外國直接投資格局主要是由大型資本密集型項目的持續推動，特別是在可再生能源和電池領域，但也在金屬、半導體和數據中心領域”。具體而言，排名第一的大類是可再生能源，繼續在接受投資方面占據行業首位，而化石燃料投資增長仍然疲弱；其次是電子產業鏈，其中電池行業表現繼續亮眼；第三是能源轉型相關的金屬行業，如鈷和鎳。
這或許反映了：1）產業鏈重構的過程中，更重視未來戰略重要性更高的產業；2）發達經濟體的“成本”問題——勞動力、運輸及土地成本高，使對傳統制造業的重塑依然面臨一定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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