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頤
物品在世界史上扮演著重要的文化角色。考察中國與其他地區的跨文化互動，離不開那些曾經在世界貿易、相互交流中發揮很大作用的物品，比如絲綢、珍珠、茶和瓷器等。
絲綢：關乎政治、地位、權力和社會秩序
(資料圖)
《紡織與服裝》是“絲綢之路文化互動專題集”的第一本專集，也是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和中國絲綢博物館的第一個合作項目“絲綢之路上的紡織與服裝”的成果。該書匯集了全球紡織領域20位名家的研究成果，論述物質文明、紡織技術、技藝交流、工藝美術、社會文化、商貿交通等方面的內容，涉及歐、亞、非、美洲各區域，而中國作為紡織大國，是各位學者論述的重點。
地球上很多地方都分布著多種野蠶，也有利用野蠶的案例，但只有在中國，古人馴化了野桑蠶，這正是中國絲綢的獨特性。書中介紹了黃帝元妃嫘祖教民養蠶的傳說，以及自此開始的關于絲綢起源與發展的歷史進程的推想。公元前138年漢武帝派遣張騫出使西域，表明絲綢開始大規模向絲路沿途乃至世界各地傳播，開啟了絲綢全球化的進程。
中國絲綢受到世界各地的喜愛，給人們帶來美與享受。除了絲綢現成品的穿著和利用之外，與絲綢相關的生產技術的傳播，也引起了世界范圍的廣泛交流。
有幾位學者不約而同地講述了這樣一個故事——兩個來自“賽琳達”的聶斯脫利教士用空心手杖走私了蠶種。走私不是為了躲避中國的禁令，而是為逃避薩珊波斯帝國統治者的規定。薩珊波斯帝國壟斷了外國蠶絲的進口，不想被他人搶奪生意。
這個傳說隱藏了這樣幾層意思：西方貴族對于絲綢的強烈渴望；波斯帝國對絲綢貿易的把控激起了強烈不滿，反壟斷的經濟行為關聯著羅馬與波斯的政治活動、軍事斗爭；查士丁尼一世奉行對外開放政策，積極吸收異域先進科技文化，這是拜占庭帝國興盛的重要原因；種植技術、工藝技術以及圖案紋樣所附帶的宗教觀念等，伴隨著絲織品得到傳播；除了絲綢，人們還積極發展其他紡織原材料，比如棉花、羊毛、黃麻等。
書中有大量歷史記載，包括：黃道婆將粗紗、彈棉和紡棉技術從海南島引進內陸地區；敦煌紡織品染料的分析結果，有助于重新理解古代亞洲染料的色譜；以文圖并茂的形式，詳細介紹花樓機的工藝原理、機械結構等，各地區都有自主生產的織機，但中國西南部地區的織機是最精巧的，由這些織機制作的斜紋緯錦在絲綢之路沿線的生產與交易中占據主導地位；緙織技術在東西方分別獨立發展，大約北宋時期，經由西亞傳入中國，北宋的鳥穿花式緙絲曲折靈活，以精巧的圖案豐富了設計素材；不同地域的裝飾圖案、組合紋樣，借助全球貿易、旅行、對外征服和外交在世界范圍內傳播。
服裝具有文化符號學含義，穿衣打扮這件事，關乎政治、關乎地位、關乎權力、關乎社會秩序。類似的情形，也體現在“珍珠”這件物品上。
珍珠：歷史觀察的一扇窗
《珍珠在蒙古帝國》是美國歷史學家托馬斯·愛爾森的著作。這部文化史視角新穎，用微小的物件進入歷史的大門，敘述分析簡明清晰。那么，為什么是珍珠呢？
人們認為珍珠具有奇妙的魔力，這種美好而富有光澤的物品，其誕生過程就像是隱喻。作者講述了歐亞地區珍珠生產的淵源、捕撈與加工、技藝的更新，為物品增加附加價值的消費傾向等相關內容。珍珠還能承擔帑藏的物質財富職能，宋朝的文獻里有大量將珍珠作為皇家內庫財富收藏，還有用珍珠作為資金采購軍備的記錄，蒙古人的帑藏也采取了相似做法。
世界各地流傳著與珍珠有關的傳說，廣泛而持久的觀念認為珍珠是“在月光下孕育的”。珍珠擁有蒙古人所需的精神意義。據說，成吉思汗的誕生是由美麗無瑕的珍珠映月成胎的，賜予成吉思汗福運以及統治世界之權，是上天的安排。白色、福運、善政與王朝的正統性緊密相連。蒙古的宗室貴戚喜歡用珍珠作為裝飾，這是財富和地位的象征，也是宮廷政治的重要部分，蒙古人用珍珠裝點首飾、帽子、衣服、家具、墻帷、餐具以及工藝品。
蒙古是游牧民族，而珍珠產自海域。這部文化史有一個深刻的歷史主題，即作者歸納的“邊疆動力概念化”。蒙古的疆域包含了多個長途海上貿易中心，具有高度發達的商業文化和制度，蒙古人對陸上商業及其慣例有廣泛的經驗，他們熟練地將這些經驗應用到以珍珠為代表的海洋貿易。蒙古人促推商業產品和文化產品的遠距離流通的能力，展現了他們締造一個大國的能力，歐亞地區形成了一個動態的交換系統。
作者有言：“珍珠在蒙古帝國的歷史提供了一個觀察更普遍和長時段的歷史現象、前現代歐亞大陸文化和商品流通的無數連帶效應及意料之外的后果的有益窗口。”與此相似，中國茶漂洋過海來到英國并在英國“定居”的經過，同樣提供了歷史觀察的一扇窗。
茶葉：“文明世界的禮物”
北京服裝學院教師張弛結合長期積累的知識素養，除了茶文化傳播的常規歷史講述之外，突出了“設計”文化及其對英國人生活方式的塑造，寫就《茶杯里的想象》一書。
作者說，以17、18世紀的技術條件，從中國運載一船茶葉抵達歐洲需要18-24個月，運輸成本和風險導致只有貴族享用得起茶葉，飲茶屬于“炫耀性消費”。這種富有異域情調的新式飲料在英國社會語境下所承載的文化內涵超越了簡單的消費品，成為“文明世界的禮物”。下午茶，或以飲茶為形式的沙龍，成為英國上流社會的日常社交方式。為了彰顯身份和地位，還必須搭配一套具有英國特色的飲茶禮儀，用于顯示優雅舉止的茶具應運而生。
書中提到一個細節：中國茶器里的茶碗或者茶杯是沒有把手的。它們流傳到英國，為什么會被加上把手呢？作者根據繪于不同時間段的幾幅名畫，推斷有把手的茶杯大約出現在1750年，在18世紀中后期普及。因為，英國人所認同的傳統飲茶姿勢是將茶杯和茶碟一同端送到嘴角，左手持碟，右手扶杯，姿態優雅是飲茶活動的關鍵。
茶桌上放置的茶壺、茶杯、糖罐、牛奶罐等，無一不在向客人昭示著主人家的地位和財富，由飲茶發展而來的“茶匙”已經變成了西方烹飪時常見的稱量工具，與飲茶空間相適宜的居室裝置，比如漆器、絲綢、墻紙、屏風等，包括人們聚集其中的涼亭，或在飲茶后漫步其中的花園，都是“中國風”的景觀元素的組成部分。
書中大量談及飲茶器具——瓷器的生產。作者說，英國是紋章瓷的主要貿易對象，另外，英國人還定制了許多符合自己生活習慣的其他日用瓷品。英國人透過中國的陶瓷茶杯上的紋樣來想象和構建遙遠的中國，那是一個代表著優雅、和平、富裕、繁榮、和諧、美麗的國度。這些視覺圖案在客觀上傳遞著審美旨趣的演繹和人們對于異域文明的向往。
飲茶是一種系統性的文化活動。負責泡茶是家庭女性地位的體現，“茶桌權力”是女性地位上升的標志之一。飲茶活動從上至下的流行，讓英國工人也擁有了茶歇時間，在忙碌的工作生活中擁有喘息的機會與溫暖的慰藉。茶飲讓英國人改變了酒精飲品和生水解渴的習慣，提高了英國人的健康水平，而茶被認為可以讓人更為節制、和善、溫順，也在一定程度上改變了社會風氣。可以說，茶對英國人生活的“設計”，是全方位的。
青花瓷：“全球化現象肇始”
《茶杯里的想象》引用了清代文人程廷濟《浮梁縣志·陶政》的記載，當時的御器廠就有大碗作、酒鐘作、碟作、盤作等23種分工。而美國歷史學家羅伯特·芬雷的《青花瓷的故事》則談到了采土、碾石、劈柴、制磚、造窯等數十道工序的分工。可見，明清時期景德鎮的官窯瓷器已經具備了接近現代工業的生產組織形式，生產模式中蘊藏著精益求精、效率優先和利益最大化的內在要求。
《青花瓷的故事》是闡釋“中國貿易瓷可謂全球化現象肇始”文化現象的佳作，翔實豐富，關于瓷器的生產組織模式與完備的工業流程，著墨頗多，這是瓷器相對于其他物品的獨特特征。相較于其他商品，直到300年前，瓷器都由中國壟斷。18世紀晚期，西方“現代性”的一大特色，即消費主義的流行尤其是“炫耀性消費”蔚然成風，導致歐洲白銀大量流失。很多人批評歐洲對東方商品的迷戀。
《茶杯里的想象》《青花瓷的故事》都談及漢學家、傳教士殷弘緒的景德鎮考察與調查報告。殷弘緒描述了一件瓷器如何通過70多名工人之手而完成的生產過程，他關于瓷器生產作業細節的書寫極具啟發性，令歐洲商人韋奇伍德大為著迷，后來，韋奇伍德據此原則組織了伊特魯里亞陶廠。第一家完全基于分工原則建立的工業化事業于焉誕生，同時它也是第一個將蒸汽引擎直接應用于生產作業的先鋒。
青花瓷點燃了歐洲對中式工藝設計的熱情，然而到了18世紀中葉，陶瓷領先回歸了西方古典風格。接著，來自歐洲的瓷器研究者、商人、資本家最終破解了中國瓷器制作的秘密。中國瓷在歐洲沒落，英國瓷在國際市場稱勝，反映了西方和亞洲之間關系的大逆轉。景德鎮代表工業革命之前手工業的最高峰，它的勞動密集工法、大規模分散化結構、它在生產技術上的優越，反而成為自身的陷阱，一旦來了一個活躍的對手，不但利用實驗創發新產品新技術，還以機械投入生產，失去了因應能力的天下瓷就此失去了優勢。
在《青花瓷的故事》里，中國瓷器在世界歷史上曾經掀起熱潮，由于近代中國的保守性，這項悠久珍貴的寶物的壟斷地位被打破了，而且遭遇了強勁的國際競爭對手。茶的故事也很類似，羅伯特·福鈞等“植物獵人”偷盜中國茶種，19世紀印度阿薩姆邦以機械作業代替中國茶業的國際地位。這些歷史并不是各自偶然發生的。我們在四本書的閱讀中，會不斷發現相似的軌跡和敘述節點的重合。絲綢、珍珠、茶、瓷器，都是鑲嵌在世界文化史上的耀眼明珠，它們交相輝映，記錄了中國文化對于世界文明的重要意義，也記錄了全球化時代的中國所承受的來自各個方面的歷史沖擊。今日中國文化的復興，依然需要依靠各式各樣的有中國特色的物質器具，以及承載其上的文化價值理念的輸出。
